第11章 钟国胜潜入轧钢厂广播室 (第1/2页)

交道口南大街拐角有一家副食店，门脸不大，门口堆着几筐白菜和大萝卜，店里的售货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，围着蓝布围裙，正拿着鸡毛掸子掸柜台上的灰。
　　
　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走进来，一男一女，男的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，女的把工作证亮了一下：“同志，我们是市里来的，想跟您打听个人。”
　　
　　胖大姐把鸡毛掸子搁下，看了一眼工作证，表情认真了些：“打听谁？”
　　
　　“钟国胜，十八岁，住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大院，他是不是经常来这儿打零工？”
　　
　　“国胜？”
　　
　　胖大姐愣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说：“来过，这孩子从好几年前就在这一带打零工了，冬天搬白菜，夏天卸货，人老实，干活不惜力，就是瘦得厉害。”
　　
　　女的翻开笔记本，一边记一边问：“好几年前？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　　
　　胖大姐仰头想了想：“怎么也得有三年了吧，那会儿他还没柜台高呢，后来个子蹿起来了，人反倒越来越瘦，最近好一阵子没见他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他一个月能挣多少？”
　　
　　“零工能挣多少？好的时候一天挣个三四毛，一个月下来撑死了十来块钱。”
　　
　　胖大姐顿了顿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那孩子爹妈都没了，一个人过，有回他搬完白菜，蹲在我们店门口啃窝头，我要给他倒碗热水他都说不用。说起来——他不是烈士家属吗？按理说应该有补贴的，怎么过得跟没爹没妈一样？”
　　
　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对视了一眼，男的把笔记本合上，脸上的表情比进门时沉了许多：“您确定他是烈士家属？”
　　
　　“这还能有假？他爸是轧钢厂的钟大山，那年抓特务牺牲的，胡同里谁不知道。”
　　
　　胖大姐把鸡毛掸子往柜台上一搁，语气有点急了：“同志，你们是来调查的？那孩子的抚恤金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我就说嘛，烈士遗孤，有补贴有工位，怎么至于辍学打零工，怎么至于饿成那样。”
　　
　　女的中山装放下笔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您反映的情况很重要，我们还在核实。”
　　
　　两个人走出副食店，站在街边，胡同口的风灌进来，吹得笔记本的纸页哗哗响，男的把本子揣进兜里，掏出烟来，没点，又把烟从嘴里拿下来。
　　
　　“三年，十五岁开始打零工。”
　　
　　男的声音压得很低，语气很僵硬：“烈士遗属，每月二十块补贴，他一分没见着，这还不算那笔一次性抚恤金和他爸的工位。”
　　
　　女的没接话，只是把笔记本翻到刚才记的那一页，又看了一遍，钟国胜，十八岁，打零工三年，冬天搬白菜，夏天卸货，蹲在店门口啃窝头。
　　
　　“这事八九不离十。”
　　
　　女的把笔记本合上：“走吧，去下一家，粮店那边应该也有记录。”
　　
　　与此同时，轧钢厂北墙外，钟国胜蹲在一丛干枯的杂草后面，透过墙根的豁口往厂区里看。
　　
　　北墙年久失修，墙根底下被雨水冲出一个凹坑，上面盖着几块破木板和乱草，原身的记忆没错，这个洞还在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把木板挪开一点，侧耳听了听，墙里面安静得很，只有远处车间传来机器运转的闷响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把木板推开，趴下身子，一点点往里钻，狗洞不大，肩膀蹭着两侧的砖头，蹭下来一身的土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爬过去之后没有立刻站起来，蹲在原地，把四周扫了一遍，这里是三车间后墙和围墙之间的夹道，堆着些废铁料和旧木箱，长年没人来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把木板重新盖好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站起来，贴着墙根往东走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的步子不快不慢，走得很稳，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——私闯厂区，一旦被保卫处的人抓到，轻则批评教育，重则拘留。
　　
　　但钟国胜必须这么做，信已经寄出去了，上面的人可能来了也可能没来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等不起，也不想等了，原身的残留的怨恨每时每刻都在侵袭他的意志，内心时时刻刻都在煎熬中。
　　
　　就算上面的人来了，查也需要时间，而钟国胜要做的，是让这个厂子里所有人都知道，知道抚恤金被贪了，知道烈士的儿子快被饿死了。
　　
　　高音喇叭是最好的办法，这东西传得远，车间里听得见，食堂听得见，办公楼听得见，连厂区外面的街道都听得见，一旦从广播里喊出去，就再也捂不住了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从三车间后面绕出来，走上厂区的主干道，这会儿是上午十点多，车间正在干活，
　　
　　主干道上偶尔有几个工人推着料车经过，还有几个穿蓝布工装的学徒工在忙碌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把外套拉平整，低着头，不快不慢地走在路边，不注意看，倒有几分学徒工的模样。
　　
　　一个推料车的老工人从钟国胜旁边经过，扫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继续推着车走了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目不斜视，穿过主干道，拐上办公楼侧面那条煤渣小路。
　　
　　办公楼是一栋三层灰砖楼，广播室在一楼最东头，窗户对着东墙，窗外是一排掉了叶子的老槐树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贴着墙根摸过去，蹲在最后一棵槐树后面，探头往广播室的窗户里看了一眼，里面有人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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